行政机关单方解约又分为两种情况：（1）在合同履行不能满足公共利益需要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根据公共利益的变化解除合同。

六是监察法规的备案程序及其要求。第四，目前来看，如果要具体列举第26至31条所列罪名，相对于在本实施条例中作此规定，一个短期可行的方案是，以三机关（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文的形式予以解决，这或许更具操作性。

上一段关于增加复核加重双被告规定的建议，已提到增设向复核机关申请的程序。参考而言，一方面，从行政法律的类型来看，除了政府组织法、公务员法、行政复议法等外，我国还制定了包括行政处罚法在内的一系列行政职责权限有关的单行本。（5）关于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基本制度。第二，本征求意见稿中，部分条款虽以监察机关为主语，但其为其他国家机构的组织和职权提出了要求或增加了限制。此外，应当尽快督促各省级人大常委会对报送备案的监察规范性文件制定适当的审查程序。

在行政赔偿中，引入司法救济程序作为行政赔偿或行政复议的后续程序，这是司法最终原则的体现。第三，本征求意见稿第25条监察机关依法对监察法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职务犯罪进行调查的规定，已经对有关罪名作出概括性说明。为此，应当在统一审议法律草案、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协助开展执法检查等监督工作以及选举、宪法解释等工作中，为其配置适当的合宪性审查职权。

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是，有效的合宪性审查程序类型应以事后审查为主，主要理由是，事前审查实际上是立法过程的一部分，完全脱离案件和情境，只能采取所谓的‘文面判断的方法。从现有法律规定和未来需要来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承担的主要工作至少包括三方面：一是统一审议法律草案，二是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三是协助常委会开展执法检查等监督工作。2016年12月，制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规程（试行）》，对审查建议的接收登记与移交、审查研究、处理与反馈等作出具体规定。这一关系潜存张力，不但会对合宪性审查的实效性产生影响，甚至会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带来重塑的效果。

二是常委会决定解释宪法，此时常委会应当委托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起草宪法解释草案。一是规定要求审查、建议审查的结果公开制度，凡是启动了合宪性审查程序的，其过程、结论和理由均要向社会公开。

第一，对被审查者来说，应当通过修改立法法和监督法，明确不接受审查或者怠于按要求提出解释、说明、报告的法律责任，明确违反宪法的责任承担方式。[28] 执法检查中的合宪性审查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在这个过程中，宪法自身也要通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活动而得以完善和发展。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既是专门委员会中的一个，在合宪性审查方面又要协调其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

[1]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为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家有关监督机关要担负起宪法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健全监督机制和程序，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对此，有学者亦提出：为了有效整合合法性审查与合宪性审查工作，有必要将法规备案审查室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工作机关调整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工作机关，以实现两项功能的有效衔接。合宪性解释应当被置于合宪性审查制度的背景中予以讨论才有意义。其一，两个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上具有相当的重合度。

对法律的审查基本是在立法程序中进行的，即通过事先审查来保证法律的合宪性。（五）宪法解释中的合宪性审查 宪法解释是宪法实施的基本途径之一，是宪法变迁中比较稳妥的一种形式，是宪法活化的常态装置。

在此过程中，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不能直接对其他国家机关的行为合宪与否作出终局判断，但可以在专业判断的范围内提出意见和建议，行使与其宪法地位相适应的程序性权力。法律的制定者与法律是否合宪的判断者具有高度的重合性，这要求法律不但不能背离宪法，而且必须充分代表宪法的意志，既要符合宪法文本的明确规定，也要符合宪法的原则和精神，还要维护宪法规范体系的连续性、一致性和融贯性。

方案二使之从属于常委会，地位相对降低，但依然拥有部分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能。[35] 前引⑦，彭真文，第1版。其中，全国人大内部层面首先就要处理好与原法律委员会职能之间的关系，进而处理好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其他专门委员会以及法制工作委员会等工作机构的关系。[20] 在法律制定环节开展预防性的合宪性审查，是我国宪法监督的一个基本模式。而立法机关行政化的运作方式使人大常委会某种程度上成为常委会领导和常委会工作机构的木偶[40]，法工委足以成为实质性的审查者。比如，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委员长会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工作程序》，具体条款并未对社会公开，仅是一种内部规则，不具有法律拘束力。

修宪者需要在两种目标模式中作出判断和选择。如果构成行为违宪，则违宪主体应当受到相应处理，比如公开违宪事实、相关人员被免去公职等。

就设立宪法委员会而言，至少存在五种备选方式：一是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关。法律委员会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立法综合部门。

为此，本文首先从历史视角分析其宪法地位，进而从职权视角、关系视角和制度视角，分别讨论如何为其配置权力、如何处理其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法律规范确认这些职权和关系。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就确保法律草案（包括法律解释草案等）最大程度上的合宪性，既是我国宪法体制的基本逻辑，也是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基本出发点。

从运行效果上看，这一模式存在缺乏常设组织机构和相应审查程序两个比较大的缺陷[3]。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在修宪草案报告中指出：将原来属于全国人大的一部分职权交由它的常委会行使，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和加强它的组织。在此种审查过程中，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应当有权对选举活动中涉及的合宪性疑问予以调查并向常委会提出报告、建议或者议案。结  语 在我国当前的宪法实施体制中，对法律以下规范性文件的抽象审查是合宪性审查的主要面向。

面对宪法监督体系的空洞化状况，学术界提出了众多方案，如通过法院加强宪法监督[11]、通过执政党加强宪法监督[12]、设立宪法委员会[13]等。立法法规定，要求审查的对象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因此，法院在审判过程中认为存在合宪性疑问的任何规范性文件，均可经由最高法院移送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启动合宪性审查。参见本刊特约记者：《人大议事程序的规范化建设——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访谈录（上）》，载《中国人大》2011年第11期，第53页。

在国家政治秩序调整时期，对法律体系秩序不加保留的追求可能带来某些负面影响。这并非宪法修改者们的疏忽，恰恰相反，这一问题曾经被反复考虑。

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曾就存在与法律相抵触或者不适当问题的规范性文件向制定机关提出沟通要求建议，但还存在督促纠正机制等不够明确规范，有关制度刚性不足，约束力不强的问题。但是，如果着眼于审判系统内部的运作事实，与其下级法院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不如鼓励其向上级乃至最高法院移送合宪性案件更能激发其积极性。比如在罢免案中，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可以单独或者与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共同就被罢免人员是否存在违反宪法的情形予以审查或调查并提出报告。在1982年《宪法》公布施行30余年后，国家政治秩序已经相当稳定，法律体系秩序也得到极大充实，政治和法治的良性互动要求重新认识宪法监督的功能。

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如何接收移送。五是在第二章国家机构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委员会一节，宪法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审理违宪问题的机关。

第二种目标模式是建立以宪法为首的法律体系秩序，宪法发挥维护法制统一、保障基本权利的功能。法工委并非具有民意代表性的政治机构，而是从属于常委会的行政机构，应当配合、协助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开展法律草案审议、合宪性审查等工作。

[45] 前引44，胡锦光文，第74页脚注28。从审判独立的立场来说，法院在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必然作出所涉规范性文件是否合乎宪法的判断，但最高法院之外的其他法院不宜直接向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提出审查建议。